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杨德昌是阿莫多瓦的相反面。阿莫多瓦能将奇情虐恋演绎出家长里短的质感，杨德昌却能把啼笑皆非的闹剧转化为严肃的社会观察。社会巨变与内心坚守、父子间的希冀与反叛、爱情关系的渐行渐远和自我存在价值合理性通通在《独立时代》中得到呈现探讨，并且杨德昌有意破除以往电影中无解宿命之困局转而去寻求真正意义上与“驳杂社会”的和解之道，从他诉诸于先秦孔孟思想就能看出他意图用儒家智慧去重构梳理整个庞大的后现代无解困局，而这与春秋时期孔子构建礼乐体系反拨“礼崩乐坏”现状的行为遥相呼应形成奇妙互文。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病症却一直隐匿其中从未消去，或许杨德昌早已明白。